儒家经典的意义结构——记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教授精彩演讲

 2019年4月16日晚6:30，著名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莅临东南大学J3-105人文大讲堂，为大家带来了题为“儒家经典的意义结构”的精彩演讲。

  本场讲座由教务处、校文化素质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是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活动之一。没到六点，教学楼前就已排起了长龙，众多学子慕名而来，都想一览文化大家风采。各院系师生近150人现场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徐教授指出，我们都知道六经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而东汉时《孝经》已跻身“六经”行列，并称“七经”，而后又因《乐》逸失，《诗》《书》《礼》《易》《春秋》《孝经》亦称“六经”。

古代讲经学首先要讲“六经次序”，正如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首次提出三个“次第”：“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揔别，以成次第”。因此，就具有一种建构经典体系的文化自觉的经学而言，各体例编排者对于经典的意义、法则、功能系统这些体系结构的理解不同，则“六经次第”即会不同。

 接下来，徐教授分别从“以《诗》为首”、“用《易》居前”、“《孝经》为初”三种不同体例编排方式出发，激发了同学们对其形成过程以及经学思想“取义”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变化的理解。

《诗》

 首先是“以《诗》为首”的体例，徐教授指出，《诗》是六经中较早成书的元典，这自然有利于它的普及,有助于它成为当时的教科书以“备学校教民之用”，从而在教育过程中被不断地阐释，构建了丰富的意义世界。

 此外，《诗》是西周春秋人神交流的媒介，也是西周时代君臣交流的媒介。因此，正如孔子在《论语·用货》中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在西周时代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地位顺序在前也就不足为奇了。“以《诗》为首”揭示出“六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选择与诠释过程，展现了君子文教传统中的《诗》、《书》、《礼》、《乐》与史巫文化传统中的《易》、《春秋》逐渐在儒家的经学中融铸为一体的进路，“《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从而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义理逻辑。

《易》

 其次，徐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以《易》居前”的体例。自战国时代始，《易传》的哲学不断突破，使得《周易》终于在汉代登上六经之首。“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以《易》为首”的体例正集中体现了儒家对于宇宙秩序与历史秩序的追求。

 《易》既是天道秩序的开始，又是历史次序的开始。“用《易》居前”既是逻辑秩序，也是历史秩序。而无论是天道秩序还是历史秩序，《易》与《春秋》构成了经典体系的轴心，这两部经典分别居于天人和始终的地位，构成了“用《易》居前”而《春秋》居末的“六经”次第。

 再次是“《孝经》为初”。徐教授告诉我们，南朝王俭《七志》今已不存，陆德明称其“《孝经》为初”，其原委不可得知。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辨析出以《孝经》为“六经”根本，居于首要地位的观念，出现于东汉。《孝经》在汉初被立为学官，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后，传记与诸子亦皆罢。汉人虽以《孝经》为传记，但被罢黜之后反而更受重视，因为它因此成为更加普及的基础教育经典。

 以《易》与《春秋》为轴心的“六经”次第关注“天人关系”，以《春秋》和《孝经》为轴心的“七经”次第关注“道德人伦”。东汉经学的核心从建构统一郡县制帝国的政治秩序，向建构社会道德秩序转化，也因此《孝经》取代了《易》成为了“经典之首”。

 最后，徐教授指出，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列三种经书次第，如果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既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以《诗》为首”、“用《易》居前”和“《孝经》为初”，或者说从“六经”到“七经”，分别代表着先秦两汉儒家经典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也是经学中不同的义理的建构方向，分别体现了儒家突破贵族君子的旧学体系，试图探求天人之道，以及为统一郡县制帝国建构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努力，其中包含了强列的“通经致用”的时代意识。这些生动历史被凝固在经学文献学范畴中的所谓“五经六籍”的“次第”之中，为后世的经典编纂留下了呈现经典意义体系的文化范式。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涉及到的问题种类丰富多样，徐教授耐心而细致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更是对如今儒学复兴进行了畅想。一句“社会的和谐，儒学的复兴，不是要看一个社会给自己的社会成员设置多少‘德目’，而是要看社会成员是否能抓住其中一两个作为自己的原则去履践”更是为讲座画上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