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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启蒙到文化批判——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歌词赏析
2018-10-14

从人性启蒙到文化批判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歌词赏析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晚7:00,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勇教授莅临J3-105人文大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了诗歌节系列讲座第二场--主题为“从人性启蒙到文化批判—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歌词赏析”的精彩演讲。讲座还未开始,全场已座无虚席。在我校中文系王珂教授介绍之后,赵勇教授正式开始了今晚轻松又不失独到见解的演讲。

讲座伊始,赵勇教授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诗歌与歌曲谈起,并针对诗歌、音乐、歌词三者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五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给当时年幼的赵勇教授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贺敬之的《回延安》和《在西去列车的窗口》,让赵勇教授回味颇深。而后,赵教授分析了五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特点,即抒豪情、立壮志。以政治抒情诗为切入点,五十至七十年代歌曲的风格便自然展现,也就是高、强、硬、响,节奏明快。说到兴处,赵勇教授随手拈来一首那个年代抒情风的代表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声音洪亮,曲调动人,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随即,赵勇教授将大家从意气激昂的革命歌曲的世界带入到邓丽君婉约柔美的歌曲的世界,本场讲座也达到第一个小高潮。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港台歌曲逐渐渗透,这种渗透是一场对革命歌曲大胆的反驳与颠覆。赵勇教授还饶有兴致地播放了邓丽君的代表作,J3-105里《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悠扬旋律漫在空中,醉了台下观众的心。轻松愉悦的欣赏过后,赵教授严肃认真地向大家说明了邓丽君歌曲当年不为国人接受的情形。但他认为,音乐也有雅俗之分,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都不失为一种音乐形态,而邓丽君的歌曲,感性与理性相得益彰,将自然主义诠释地恰到好处。正是它们击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位,这才使得共鸣之声如浪潮般巨大而又经久不衰。

  然后,港台音乐大量涌入,一首《大约在冬季》传遍大街小巷,引人动容,赵勇教授也讲述了当年经典传唱的盛况,他深情地回忆道,某年冬日,离人手执粉笔,郑重地写下“大约在冬季”几个字,这一幕令他念念不忘。“我手写我心”,这是赵勇教授总结的那个年代流行歌曲的特点,他认为,流行音乐的歌词不复杂,颇有几份诗歌的味道,慢慢读来,细细思索,回味无穷。接着通过模仿港台,大陆有了自己的流行音乐,如李谷一的《乡恋》。讲到这里,流行音乐的意义——“人性启蒙”也就可见一斑了。同时,教授也指出了流行歌曲与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同构关系,引出了流行音乐的另一主题:文化批判。

  之后,便是整场讲座最令人热血沸腾的部分。赵勇教授不仅是文学大师,造诣颇深,而且对于艺术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与追求,而崔健,便是曾使他痴狂的人物。赵教授分析了崔健作品风格的变化历程,更着重指出了崔健早年的音乐与社会血肉相连的关系。《一无所有》、《一块红布》等经典歌曲被一一播放,把我们拉回了那个澎湃激昂的年代。紧接着,赵教授告诉我们,摇滚乐表达了时代精神,是时代的最强音。摇滚音乐的呐喊,便是时代的呐喊,是时代的号角,是与时代的完美共振。这时,文化批判也逐渐走向了社会批判,川子的《郑钱花》,便是这一状况下的产物。

在一首首或舒缓,或激昂,或欢快的乐曲与思维火花的碰撞中,讲座也不知不觉接近了尾声。一位同学向赵勇教授提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的流行歌曲从八九十年代的专注于批判转变成了如今的专注于表达情爱与理想。赵勇教授对此作了详细耐心的解答。他说,时代是一个重要因素,摇滚乐之所以有群众基础,就是因为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到了九十年代,实用主义登上舞台,导致作品商业化,故而才有了这样的转变。最后,王珂教授上台总结,并对同学们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东大学子能多一些工匠精神,也多一些闲情雅趣,并努力成为栋梁之才。相信赵勇教授和王珂教授的谆谆教导,定会让同学们领略诗歌之魅力,流行音乐之奥妙,不断追求文化的至臻境界。


一曲好歌,香郁醇厚,

个中秘方,便是歌词的笔墨疏宕,

抑或含蓄蕴藉。

愿我们,都能品得一曲好歌,

赏得一首好词,

触摸时代脉络。




文稿:高瑞

修改:陈睿毅

编辑:黄欧雨

摄影:孙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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